从长平之战开始

　　语轮番地在赵括的脑海中盘旋，最终还是化成了两个字——经济。

　　所谓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，老马同志果不欺我也！

　　此战过后，扫清了内忧外患，或许自己最为迫切要做的，就是“发展”了。可是，在这个近乎半封建、半奴隶制度的国家体系中，想要“发展”，谈何容易？

　　即便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兵权，可这看似稳固的兵权体系之中，士族的影响力有多大，世家的关系又有多盘根错节，根本无人可知。

　　甚至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，比那高高在上的赵王还要难对付啊！否则，历史上赵国的改革变法也不会仅仅留下“胡服骑射”这四个字了。

　　是的，历史上的赵国还真的就改革变法过，就是赵武灵王所推崇的“胡服骑射”。甚至赵国的变法还是是吸取了魏国变法失败的教训，转而学习秦国的变法的。

　　从本质上来讲，赵国的变法与秦国几乎如出一撤。

　　秦国是通过“耕、战”二策，将秦国有限的国力全部集中到军事方面，进而推动对外战争，从对外战争中吸取养分，从而反哺国内略显萧条的经济与稍显尖锐的矛盾。

　　经济的萧条，很好理解，因为大量的民众全都只事“耕战”，商业的流通、娱乐的消遣自然少了，经济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萧条。

　　而尖锐的矛盾，则是在底层人民与上层的世族之间的矛盾。

　　秦国所谓的勋爵制度，说是有功必赏，实际上，却是先予剥夺，再予赐还。

　　即先将秦人打入尘埃，剥夺其一切权利和财产，再鼓励其耕与战，视其程度不同，给予赐还他们本该享有的作为人的权利。

　　底层秦人在剥夺与赐还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巨大价值，包括掠夺他国的财富，则都成了秦国包括秦王宗室在内的上层世族们享用的美餐。

　　当然，只要秦国能够一直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，底层的秦人就还能看到希望，也就能苟延残喘地活着，矛盾也就不会被激化。甚至，还会成为这个制度的护拥者，所谓“纠纠老秦，共赴国难”便是明证。

　　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谓“暂时坐稳了奴隶”的阶段。

　　可一旦对外战争出现失败，尤其是反复的失败后，得不到赐还的底层秦人会失去希望，而高高在上的世家大族们，却还想从那些本就一无所有的泥腿子身上刮下一层油，以弥补自己在失利的对外战争中的损失，

　　于是，底层的秦人便进入了鲁迅先生所言“想做奴隶而不可得”的阶段，矛盾便会不可抑制、不可避免地被激化，从而令秦国坠入无底的深渊。

　　历史上刘邦攻入关中，关内秦人夹道欢迎，原因大抵便是如此。

　　而赵国方面，当年的情形比之秦人还要糟糕。三家分晋，赵国拿的地盘是最靠北边，不仅最偏、最贫瘠，同时地盘也是最小的。

　　北有强燕，南有韩魏，西边还有个虎视眈眈的秦国